[14] 梁添盛：《整建我国警察权限法制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6页。
《基本法》第3条第1款亦是如此，因为它只规定了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这个论据也没有说服力。
依据此种观点，《商法典》第74a条第1款蕴含了一个可以推而广之的法律思想。后一个范畴涉及的问题则为，基本权利以何种方式作用于私法：干预禁令（Eingriffsverbot）、法律解释准则（Auslegungsrichtlinie）、原则性规范（Grundsatznorm）、制度保障（institutionelle Garantie）或者保护命令（Schutzgebot）。这样的看法同样没有说服力。与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相反，基本权利不仅仅是通过辐射作用（Ausstrahlungswirkung）作用于私法，也在其干预禁令和防卫权这一传统功能上适用于私法，尤其是私法规范对基本权利造成的限制要直接受到宪法上的过度禁令的审查。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的主要问题则体现在教义学学理方面。
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的实践冲击力在这里自始就被削弱了，因为它没有将《基本法》第3条第1款当做强制缔约的基础，相反，它在此领域基本上赋予私法自治优先性。[94]由此，这也在保护命令功能的主观权利属性（参见脚注87）方面为宪法诉愿提供了一个基础。[⑧]该方式对应于公民政治权利中作为参与性功能的公民表达自由。
[11] 参见[英]戴维•比瑟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徐鸿宾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 参见程竹汝：《完善和创新公民监督权行使的条件和机制》，《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3期。[⑤] 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曹卫东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6页。当然，所谓的证成逻辑，并非如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理所当然可对政府进行监督这样的既无规范逻辑亦无实践意义的宣示性话语。并且，这种观点将权利实施机制和权利本身相等同，忽视了公民监督权除信访之外的其他实施机制。
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将公民监督与公众监督结合起来，对由公民提出的且获得公众支持的审查建议，将其通过特定程序修改为具有强制启动效果的审查要求。作为公共决策的体验者，公民个体可对人大立法和行政决策过程提出批评建议，既可针对参与程序的设置是否足够民主，也可对决策结果是否对民意有积极回应，由此助力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也可对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参与人大立法过程施加压力。
对实施法律等公共政策的公法行为的申诉控告检举，首先要导入国家机构内设的常规救济机制，因为常规救济机制内在嵌入国家机构的职权配置中，是国家机构体系本身所设置的自我消化和分工制约机制。[15]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公民不服从》一章，第37-76页。[22] 参见洪丹娜：《信访的重新定位——兼论公民监督权与信访的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23] 关于统一信访法的制定思路，参见李栋：《信访制度改革与统一信访法的制定》，《法学》2014年第12期。法国思想家勒庞则形象地将人民出场后的民粹主义描述为乌合之众。
由此所致的一个明显错误就是将人民监督权与公民监督权混为一谈。这是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方式。此为公民申诉、控告、检举的实现逻辑。[⑩]所谓的具体化，不仅语焉不详，更是混淆了各条款所处的不同宪法逻辑。
[19]《宪法》没有规定人大的此种义务。在这一逻辑中，政治权利贯穿始终，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功能：1.构成性，基于公民的选举权，选举人民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以此为核心构建民主运作的基础框架，奠定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基础。
由此造成了一种常见的误解，即，公民监督权的行使时常游离于宪法政治体制之外，乃至形成对国家机构职权分工逻辑的冲击、干扰和僭越。公民监督权的各种方式在权利形式上与公民维权方式颇为相似，如果对其实现逻辑和制度机制缺乏遵循宪法规范内涵的客观化标准和定见，就极易使其附随于维权者与利益挂钩的主观理解，从而为不理性维权张目。
在人民主权——人大——国家机构——公民的宪法逻辑下，公民在特定条件下可汇聚为公众，从而将针对国家机构违法失职行为的监督与公众监督对接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启动具有权威资源的人大监督，促成公民向人民的适度回归，由此既以合乎秩序的方式激活主权权威，也保持了宪法逻辑的动态循环。后者属于规范控制型，是指对违宪法律的控制，以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与统一性。第三，当公共决策进入实施阶段后，作为执行机关的国家机构通过具体的职权行为来落实，从而与一部分特定的公民发生直接利害关联。作者简介：秦小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信访作为公民监督权的实施机制，应据此进行机构、职权和立法位阶的调整，在回归宪法体制的同时，导入公民维权热情打通公民监督与人大监督联接的关键节点，促进公民监督权宪制功能的发挥。在对公民监督权的规范理解上，我国长久以来无法对相应宪法规范进行体系化的整合与抽象。
在现代个体主义语境下，公共精神不复古典共和的政治参与热情，而极易被个体私益遮蔽，因而只能依托公共决策的个体利益关联驱动，经表达自由扩展所形成公共讨论，以此凝聚民意，形成对公共决策和国家机构的压力。对人大作为权力机关这一人民管理国家的基础方式而言，人民通过公众的参与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实施机制 一、问题与思路 公民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对政治权利的理解，由此也产生一定的偏差，或是被视为实现其他权利的手段性权利，或是被泛化为人民管理国家的途径，更大的误解则是被公民的政治参与所吸纳。
这就意味着，表达自由和公民监督权虽然在行使方式上有诸多类似，但二者的权利功能迥然不同。后者依据政治权利的体系逻辑得以构建，在其中，选举权、表达自由、公民监督权形成有机联接，各自对应的实施机制有机型构宪法政治体制
依照该条规定的先后序位来看，保护现场之秩序规范，是先于抢救受伤人员的人权保障规范。又不需对人民直接使用强制力，不应将之交由危害防止为主要任务之警察执行，一则避免国家行政权警察化，再者，使警察得以戮力于交通事务中具危害处理急迫性的事务上。在新秩序观之交通秩序中心化的导引下，交通警察权的实现必然多选择干预行政的方式，而以给付行政之于道路通行者，并不被新秩序观所青睐。对交通秩序与人权属性的不同关注直接影响了交通警察任务，进而决定了其权能事项。
第二，警察任务所涉价值之间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秩序的维护是为了人权的保障，人权是秩序的目的。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不可否认，文明社会的生存，不可能没有某种武力因素，[⑤]同样，交通秩序的实现也必不可少地为交通警察配备一定强制力。对此，可以参照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考虑在行政法规中予以细化。
[23]但并不能由此否认日本交通警察秩序的维护并无人权保障的元素。在理论上，设计警察任务的总则性规定的初衷可能有两种：第一，从内容上来看，很显然警察任务透射的价值并无优劣之分，应当予以平等保护。
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26] 李震山：《道路交通安全行政法制之建构与问题举隅》，《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4年第63期。[④]警察权等同于行政权的态势，为警察国时期基本特征，并且此阶段警察权的功能在于维持秩序，甚至可以说，警察权是秩序的化身。不过，究其本质而言，两种进路的逻辑基点是一致的，都是在不同情势下人权保障的努力。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假设的交通警察这一经济人，会首选程序规定的次序处理相应交通事件，而非只组织抢救受伤人员无暇划定警戒区域，否则将面临行政违法的苛责。最为重要的是，倘若以权力机关修法的方式，明文宣示人权与秩序的先后次序，必定会有接踵而来的非议，将遭受一定的政治风险。
鉴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他交通安全法律规范的统摄性，如果冒然对其修订，尤其是关乎总纲性交通警察任务的变更，难免会影响法之稳定性，加之修法的成本较为庞大。[33]因此，交通警察的协助行为不应视为其权能事项。
不符合交通警察权新秩序观的予以分流与归位。（2）秩序优位于人权的法治风险 前已述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条明确了交通警察任务，在该规范结构中，人权保障相关内容置于秩序维护相关内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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